《包法利夫人》揶揄又加强了小说阅读对女性的危险影响

admin 4周前 (10-30) 社会 13 0

【编者按】

在《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作者将文化历史和文化理论相连系,聚焦于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怀旧、消费、女性誊写、普通化的高尚、进化、革命和反常等看法举行了检视。她从对照和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来自英语、法语和德语传统的大量文献举行了仔细的文本剖析,涉及社会学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颓废文学、政论文章和演讲、性学话语,以及通俗情绪小说等多个领域,剖析的男性和女性作家包罗齐美尔、左拉、萨克-马索克、王尔德、拉希尔德、玛丽·科雷利和奥利芙·施赖纳等。本文摘编自书中对《包法利夫人》的相关解读,由汹涌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公布。

女性阅读习惯被以为缺乏批判性,过分情绪化,这种训斥固然由来已久。18世纪就有过类似的情形,那时小说作为一种专写浪漫恋爱的文类最先盛行,这让人们很忧郁小说对容易受熏染的女性读者造成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形貌的相互对立但又具有辩证联系的文雅文化和民众文化的泛起,关于女性阅读的争执变得加倍猛烈。大规模生产的手艺变得日益低廉和高效,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阅读的民众群体不停扩大,这些都使得通俗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与此同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深奥的信心和创作实践,使自己只管远离这种粗俗低下、哗众取宠的新型民众文化。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之间的划分,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性别潜文本(subtext);“文化价值的再度男性化”就发生在19世纪晚期,这段时期泛起了一批自然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他们崇尚的是一种疏离的、不重情绪的美学态度,它显然被以为比通俗小说中的女性感伤主义加倍高级。

爱玛·包法利对购物的疯狂,象征性地显示了她未获知足的欲望,虽然这显然与我之前的讨论相关,但现在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思索一下消费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从经济意义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其他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一样,文学也日益融入了商品文化,它的生产和流通不可避免地受到利润念头的驱使。但令人惊讶的是,文学消费总是从经济领域隐秘地转换到象征领域,消费不仅仅是指买卖双方之间的经济买卖,而且指向一系列关于民众读者的看法,将读者当成不加批判地消极接受文学作品的受众。换句话说,“消费”一词的贬义被运用到审美范围内,以维护文学价值和文化权威的等级观。生产高于消费的二元论早已经存在,它被用来区分需要智力劳动的文雅艺术,以及追究盲目快乐和逃避主义的盛行小说。

“消费”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探讨了一些关于消费的内在,它们与嘴巴和性虐有关,涉及并入和扑灭的理想。这些比喻频频泛起在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谈论中,如拉里·里格斯(Larry Riggs)的这句话:“从修道院里老佣人对冒险小说‘大快朵颐’(她也激励女孩子们读),到爱玛对时尚杂志的‘饕餮’,再到她最后吞服的砒霜,这些事宜就像是一次次宴席,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关于包法利式消费的个案研究。”云云一来,文学被简化为食物之事;阅读成为一种饮食方式。这不是里格斯的一家之言,好比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也指出了爱玛对浪漫小说的“暴饮暴食”。令人惊叹的是,口嘴比喻被云云频仍地用来形貌阅读的历程,只管有时候这些比喻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类读者。如贾尼丝·拉德韦(Janice Radway)所指出的那样,经常使用这类比喻的主要是那些盛行小说的指斥者,他们从消化、合并、吸收这些生物历程中提取比喻,将非智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文化实践贬低为对本能需求的近乎机械式的知足。

我引用的都是现代指斥家对《包法利夫人》的指斥,而不是对福楼拜本人的指斥。然而,我并非要质疑这些言论的准确性——相反,它们很好地转达了爱玛对文学的感受——我要质疑的,着实是他们对福楼拜作品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的不假思索的认可。人们对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存在着一个指斥的传统,除了个体真知灼见之外,大多数读者对她的反应是想拥有她,或者是鄙夷她,再或是让她去性别化,这些阐释说明晰审美意识形态的连续影响力,人们习惯于将文学性界说为女性为代表的商品文化的反面。拉里·里格斯所说的爱玛“极端功利的浪漫主义”,就很好地归纳综合了这种审美的固有假设。这种说法看上去充满悖论:浪漫主义中唯心主义的、精神化的感动似乎与讲求现实、崇尚使用价值的社会看法截然相反。然而,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和工具性的矛盾连系,以及这种盼望超验和市井旮旯的连系,才使爱玛·包法利成为热爱阅读的女性的原型。

爱玛文学品味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是显而易见的。她喜欢文学中的乌托邦和理想主义,将之视为逃遁到美好天下的方式。作为一个外省医生的妻子,她追求着那些与她普通生涯有着天壤之其余新颖场景,她盼望一种浪漫的高尚,盼望夸张的情绪和过分的激情。福楼拜对她少女时期读的书做了一番冰凉的形貌。“书里讲的总是恋爱的故事,多情的男女,逼得走投无路、在孤零零的亭子里晕倒的贵妇人,每到一个驿站都要遭到迫害的马车夫,每一页都疲于奔命的马匹,阴晦的树林,心里的骚动,发不完的誓言,剪不停的呜咽,流不尽的泪,亲不完的吻,月下的小船,林中的夜莺,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自作掩饰,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

这里,通俗罗曼司中的那些过分夸张的桥段被作者加以反讽,显示为一系列的通例故事的重复;通过将叙事酿成一张张清单列表,叙事者显然将戏剧冲突和情节中那些诱人的元素削弱了,并使之变得荒唐。作者没有出现一个有意义的有机整体,而是让碎片化的文本酿成随意并置的语义单元,在种种差别地址无休止地重复讲述。这些充满异域感和逃离色彩的刻板情景,构成了成年爱玛的理想基础,她试图将自己的人生履历转换成罗曼蒂克恋爱的文学密码,从而使自己的生涯获得意义。然而,爱玛忘记了这些故事根本就是习以为常;对她而言,这些情节体现了绝对的、理想的充盈,衬托泛起实的匮乏。“爱玛试着搞懂书中的至福、激情、狂喜这些词到底在生涯中是什么意思,对她来说,它们在书本里显得是那么美妙。”

虽然一些谈论家以为,爱玛所选择的糟糕读物显然是现代民众市场上那些情爱小说的鼻祖,但也有谈论家不那么武断地评价她的阅读,而是以为她对于逾越的欲望着实并无其余释放渠道。因此,贝尔萨尼指出,爱玛的阅读是“她生掷中唯一的精神化感动”,而埃里克·甘斯(Eric Gans)则指出,在福楼拜笔下谁人无限平庸的天下里,“爱玛的盼望是唯一可能的逾越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宗教”。这些看法与最近兴起的对民间文学的辩护一脉相承,指斥家最先看到这些作品中的乌托邦元素,以为纵然最平庸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它们也可以是一种抵制,表达了对现状的拒绝和对美好天下的憧憬。爱玛身陷贫瘠而狭隘的环境中,她的性别决议了她没有什么社会选择权,以是只能通过所阅读的文原本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如罗斯玛丽·劳埃德(Rosemary Lloyd)所指出的,这些文本现实上比指斥家想的更为多样化,它们包罗巴尔扎克,沃尔特·司各特,欧仁·苏的作品,还包罗种种不知名的民众情爱小说、版画和女性杂志。然而,最要害的问题固然不是爱玛读了什么,而是她怎么读;她对文本的消费有效地消除了文本之间的一切美学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包法利夫人》是关于小说自己的负面影响的,不如说是关于特定阅读方式的危险的。正如前面引文所指出的,爱玛将小说提炼成一系列随机的场景,一连串不相关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它们既是高度详细的——如潟湖、瑞士小屋、苏格兰小屋——也是充满表示的。卡拉·彼得森(Carla Peterson)指出,她的阅读是一种不停盘据文本,使之碎片化的历程,文学作品被简化为伶仃的情节碎片和可供模拟的类型。通过将厚实的语义和神秘的充盈归结于一些去语境化的、自由漂浮的形象,爱玛难以想象地预见了20世纪民众传媒文化的样态和时尚生涯的营销形式,它们和“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理论形貌的如出一辙。

换言之,福楼拜不希望读者以爱玛的那种方式来读他写的小说。若是作者试图通过细腻的组合和精巧的艰涩气概来阻断读者的期待,爱玛反过来又通过否认文学形式的中介权威,将气概转化为内容。她只求字面意思,只思量自己的兴趣,只寻找她能认同的奇异意象。审美价值被降格为情绪的使用价值;文学仅仅是一种引发情绪和情色的手段。爱玛不顾一切地想要脱节外省无聊生涯的约束,于是去书中寻找那些描绘浪漫诱人的生涯的文字,去找她的生涯中极端缺乏的器械。“她订阅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沙龙仙女》,她如饥似渴、一字不落地读关于剧场首演、赛马、社交晚会的报道……她研究欧仁·苏形貌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理想中追求小我私家欲望的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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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爱玛对审美逾越性的盼望在小说中只是相对的,由于它与女性情绪和感官感动之间是未经中介的关系;她憧憬的高尚是感伤化的,而非丰碑化的。当爱玛年轻时显示出对宗教象征物的兴趣时,这个母题就已经有显著体现了,其特点是不能区分庞大的精神盼望与肤浅的感官享乐。福楼拜写道:“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迸发的激情,她用这种性格去匹敌信仰的神秘性,由于这样就能匹敌与她的秉性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功利性地行使文化形式去知足眼前的主观需求,这成了爱玛性格的标志:“她要求事物必须投其所好;通常不能马上知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以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于艺术,她追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如纳撒尼尔·温(Nathaniel Wing)所言,爱玛不仅是“资产阶级情绪”的象征,也是女性情绪的象征,关于利润和功用的词汇经常和情动与感伤同时泛起,这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爱玛的浪漫被刻画成一种堕落的浪漫,根植于眼前的情绪盼望和肉体欲望,没有实现精神层面自我逾越的动力。就像爱玛年轻时喜欢教堂是由于鲜花,她对文学的兴趣也仅仅由于它“迸发的激情”。

这里表示的隐含评判尺度,正是康德关于非功利性审美的理想,它将审美判断置于所有功利盘算和感官感动之外。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自己,与特定主体的有时欲望和需要毫不相干。在福楼拜的文学理念中,可窥见康德的这一头脑,福楼拜疯狂崇敬的是作家的镇定(impassibilité)、作品的清晰和气概的完善,他梦想有朝一日写出“一本关于空无的书”。这种将艺术与生涯完全割裂的看法,固然一直颇受争议,由于艺术家和作家实验恢复艺术在伦理和政治上的目的性。然而,福楼拜笔下怪异的女性气质,着实是一种对使用价值的审美,它的基础是感官兴趣,而非认知。之以是要打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线,不是为了更好地明白社会和人性(只管现实主义美学是这么想的),而是为了在文本提供的欢愉中进一步丢失自我。

在爱玛去鲁昂歌剧院看《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的那段形貌中,作者想探讨的是女人对情绪认同的易感性,以及在激情中的自我纵容。爱玛马上将自己与女主人的运气做了对比,这使她忧伤地反思自身存在的悲剧性和局限性。她试图保持超然镇定,但很快就被演出冲昏了头脑,她把男演员与他饰演的角色混为一谈,把她在情人身上未能获得知足的浪漫盼望都投射到男主角身上。“她真想扑到他的怀抱里,追求他的气力珍爱,就像他是恋爱的化身一样。她要对他说,要对他喊:‘带我走!把我带走!让我们走吧!我朝思暮想的,都是你!’”爱玛把自己投射到文本中,只是为了能在文本中纵容自己,让欲望之海淹埋身份的界线。她愈发疯狂的情色欲望,既是关于性爱的,又是关于文本的,体现了一种不成熟的盼望,盼望将自己与真实和虚构的他者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情节表示女人对艺术的反应是出于自恋症:女人是典型的稚子型读者,不具备区分文本和生涯的能力。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这一点,例如在龚古尔兄弟的杂志上有如下这段话:“今晚,公主说:‘我只喜欢自己能成为女主角的小说。’这是个完善的例子,说明晰女人是若何评价小说的。”由于女性读者无法实现想象和头脑的跨越去浏览伟大的文学作品,以是她们把文本当成镜子,在镜子里她们同时发现并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爱玛·包法利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她成了那些梦想成为恋爱故事女主角的现代读者的原型。女人盼望成为或者认同再现的工具,因而打破了真正的审美沉思应保持的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

固然,在把《包法利夫人》解读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意识形态的症候时,我也可能会受到一种指责,即我对小说的读法是和爱玛一样的,我在文学作品的庞大性和不确定性眼前暴露出的,要么是故意为之的盲目,要么是无意识的愚蠢。许多指斥家以为,福楼拜的小说似乎在训斥爱玛的粗俗和自恋,但现实上它包罗众多的镜渊,消解了它所似乎宣称的主张。福楼拜对女性气质的认同是矛盾的,这可以从他的书信及叙述视角的不确定性上体现出来,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前述看法。然而,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不是自动地否认施虐狂式的距离化(distantiation),而可能现实上增强了这种距离化。只管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言,福楼拜的小说中共情与反讽确实同时存在,但一个女性主义读者可能更容易注意到反讽,而非共情,尤其是当小说中的叙述者对爱玛的阅读方式做出相对确凿的评价时。

此外,这些论点往往不只是在(自作掩饰地)说文本具有多重寄义。相反,它们频频强调《包法利夫人》拒绝屈从于任何一种可辨的意识形态态度,这又以可预见的方式物化了艺术作品的光晕。固然,这部小说的审美意识形态就是这么一种主张,即福楼拜的创作代表的是真正的现代性,而爱玛的阅读是稚子的。有些谈论家声称福楼拜的小说推翻了这种差异性,由于作品承认了它与批判工具的同谋,但这样一来只是在更高条理上强化了这种对立;小说的这种自我意识自己现在成为一把真实文学性的标尺,用于区分《包法利夫人》和那些教条主义的、意义单一的文本。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以为,这些争论并不仅仅是关于所讨论的文本的,它们也是“在虔诚地实践学科的自证性,显示出文学指斥这个学科有其怪异性和自主性,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停地把能指提到所指之上,不停地把庞大的形式提到(女性化的)噜苏内容之上,这样就能为文学的专业化举行辩护,从而进一步牢固文学的正典和特定的阅读实践方式。

女性化消费美学的幽灵正是要否认文学行业的专业化职位。女性读者将文学作为自我陶醉和自我纵容的手段,否认了文学的自主性,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文本之间的界线。对文本的象征式消费就好比对物品的着实享用,好比食物;文本也是为了知足食欲,它会融入人体,也会被耗尽。不加评判地吞食小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征象,由于它否认了文学物品的自主性;由于女性缺少对作品艺术光晕的敬意,以是她们的欲望瓦解了既定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异和分化,由此否认了审美的怪异性及价值。因此,爱玛的阅读可能会损坏福楼拜本人的小我私家和社会身份的基础。

这种强迫性的阅读反过来会引起女性对现实天下的不满;女性读者受书上文字的诱惑,对自己的生涯感应不满,由于她们无法去模拟她们甘之如饴的小说情节。因此,谈论家们指出,爱玛的欲望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阳刚之气”,由于她想把她真正的爱人利昂改酿成她梦想中的理想英雄。浪漫小说给女人灌输了夸张而不切现实的想法,她们因此可能去追求将之付诸实现。于是,《包法利夫人》再次揶揄但同时增强了关于小说对女性危险影响的悠久传统。詹恩·马特洛克(Jann Matlock)最近对法国女性的阅读历史举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妻子对巴尔扎克、欧仁·苏、大仲马、苏利耶(Soulié)、乔治·桑小说中的激情形貌和戏剧场景上了瘾,于是欲望最先折磨她——她又反过来折磨不能知足她的谁人男子。长篇小说(romanfeuilleton)让她以为生涯了无生趣,厌恶女性职责,变得不切现实。她将酿成“火炉边的疯女人”,‘那种邪恶文学作品激情汹涌的浪漫主义夸张’让她冲昏了头脑。更糟糕的是,她最先根据她读的那些小说去生涯。”

人们以为女性气质具有“反分化”的感动,这就注释了为什么总是把女性和现代民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女人不能区分艺术和生涯”,“她们混淆了美学和色情”,这些说法在日益普遍的消费文化中得到了普及,而一样平常生涯履历的方方面面现在都已浸淫在消费文化中,并被其文本化。女性无法保持审美距离,这在她们对小说的贪心消费中得到了体现,从而使她们对市场营销流传的虚幻答应和迷人形象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她们对浪漫恋爱故事的阅读偏好,使她们成为消费文化的理想工具,由于消费文化的驱动力正是源自模糊的盼望和无法知足的欲望,源自不停缩小真实愉悦和想象性愉悦之间差异的起劲。

因此,只管女人的欲望是来自情绪和身体的需要,但这种欲望并没有被看作社会规范之外真实的力比多欲望空间。相反,她们缺乏距离感和自律性,这只会让她们更容易接受商品文化中流通的那些间接形象;她们的盼望是不真实的,只是对他者欲望的复制。现代消费的经济逻辑激励人们将情绪和情色投入商品中,以增强商品的救赎气力,而小说中大量复制的浪漫恋爱意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引发和强化了那种鲜明的富贵生涯的诱惑力。以是,浪漫恋爱与款项、情绪与经济看上去似乎截然差别,但在女性想象中它们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福楼拜这样形貌他的女主人公:“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快乐,举止的文雅就是情绪的细腻。”《包法利夫人》表示的是,女人念书的情景——这原本是女人私密自我的一样平常再现——现实上却象征着现代性中欲望主体性的社会生产。这种归因于女人身上的浪漫化的感伤欲望,并不是历史上过时的情绪结构的残余,而是现代消费文化运作中的要害要素。

《现代性的性别》,[美]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著,陈琳译,但汉松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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